盜版現代性

茶杯雜誌
P116-117 | book | By 許煜 2011-07-01

“Sundaram 描述八十年代時他目睹一宗交通意外的發生，在一個夜裡，一架巴士將一個騎單車的青年輾斃，司機企圖倉皇而逃，而車裡的中產乘客則只是埋怨回不了家。而二十年後，這些事故並沒有減少。指出這現代化社會那種對速度、效率的追求，如何在德里生根，將血肉、商品和機器納入一種獨特的都市主義。”現代化以及現代性是兩個很有趣的關聯詞，簡單來說現代化指的是西方的科學、技術、憲政等的普及和應用，現代性指的是作為「現代」也即是十九世紀末以後所出現的文化反思，例如人與自然的關係，藝術的使命，科技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等等，這往往造成了一種美學上的經歷。在文化理論以及哲學理論，對於現在所反映的是「現代性」還是「後現化性」還有所爭執，例如德國哲學家哈巴馬斯便批評「後現代」的用法，而美國哲學家 Marshall Berman 便引用馬克思指現代性是"All that is solid melt into air"。而更有社會學家，指上述的「反思」式文化模式是「第二現代性」，而非以工具理性為核心的「第一現代性」。但這些區分很多都是現代西方社會的自我反射，但很多學者喜歡將其套到亞、非、拉，例如有指中國沒有經歷現代性，而只有現代化等。這個說法雖然有一定的道理，要不然我們也不會見到這麽多的毒食品：小女孩吃了路邊的炸雞暴斃；西瓜因為被打「漲大劑」而集體爆炸，更不要提導致結石寶寶的三聚氰胺奶粉。但它也難免輕視以及忽略了該地區所產生出來的文化面貌，例如在這本書「盜版現代性—德里的媒體都市主義」， Ravi Sundaram 便為我們勾勒了印度的—如書名所言—盜版現代性。

提起盜版，我們都相當熟悉，當年黃金、旺電、星際、先達等盜版商場是中學生以及電腦愛好者流連的勝地。生意做法層出不窮，從出售壞貨、假貨、低質貨，到即叫即燒、有壞包換。最後，由於各種原因，例如 BT 下載盛行，基本上無需要買現成的 CD；例如海關以及娛樂公司加強他們的「保護知識產權聯盟」，導致全球第一宗 BT 下載起訴案在香港發生。到底在九十年代初到新世紀初的十年裡，這些盜版活動造成甚麽文化現象呢？這在香港似乎是一個沒有被研究的問題。Sundaram 則在這書裡以印度的德里為例，並且以六十年代起至今，為我們剖析這個盜版現代性的發展以及對都市主義的影響。德里的都市化大計劃（Masterplan）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醞釀，而關鍵的事件是一九五五至五六年流行的黃疸病，迅速地在隨處可見的貧民區蔓延開去，政府不得不加速解決貧民區的問題。結果一九五九年一大批來自世界各地的建築師聚集在德里構思規劃，一九六三年德里的大計劃面世。如同時期的其他現代都市計劃，新的德里被構思成一個交通物流通行無阻的有機體，而且計劃也按照德國式的分區（Zoneing）方式，將貧民區從中心鏟起，並逼使他們向週邊遷移。

盜版發展與後遺

三十年後，這個都市化的計劃變成了怎樣呢？根據 Sundaram，科技的發展幾乎完成改變了這個計劃。 Sundaram 所說的科技指的是媒體，例如錄音帶、VCR、CD、DVD 等的發展。那些被規劃成堂皇的購物中心，慢慢地變成了電腦產品的交易場所。而那些被分割開的貧民區也變成了一個個盜版商品的樞紐中心。在這個複雜的現代化過程裡，一方面我們見到它以西方為基本模型，另一方面在獨立後也有去殖的方針，同時本土也有自己的經濟結構，例如大量的非正式經濟。但與全球城市發展共同的地方是，更加強烈的（Intensive）商品化，在德里這些商品因為複製技術的應用而劇增。這些複製品，如 Sundaram 所言，並不只是作為原品的「複製」，它們本身便像有生命的個體一樣，進入了商品的循環過程。Sundaram 也為我們揭示了這個現代化（或者現化性）的矛盾之處，一方面的無處不在的商品化；另一方面是這些盜版市場也同時地衝擊全球化的資本，首當其衝的是環球的娛樂公司。 這些盜版的小販組成了一個個的網絡，不單是印度境內，而且連接香港、新加坡等地。個人、家庭也變成了企業。 在 Sundaram 描述的市場裡，那些盜版的小販，在 CD 封面上，將作者的名字改了一個字母當成是另一個人；或者乾脆用了其他更精美的封面，他們和「市場」同步， 每有新的熱門電影，便會大量複製，所以盜版小販多多少少反映了市場的真正趨勢。而這些市場當然成為了警察及海關的目標，媒體譴責的對象，環球娛樂公司也組織了很多偵探調查盜版工場。盜版成為了一個鬥智鬥力的戰場，例如有人甚至游說警察在私家偵探進入盜版工場時將他們拘捕。Sundaram 指出在德里的媒體都市主義似乎模糊化了西方主流所區分的現代性以及後現代性。

蠶食人心的現代化

與這種矛盾相似的還見於死亡以及事故。Sundaram 還刻劃了印度的交通事故，一種現代化無法被實現，而同時造成了一個悲劇的過程。去過印度的人都會留意那裡的汽車對紅綠燈視若無睹，而且越線、爬頭等甚為常見，最甚的不是私家車，而是巴士。Sundaram 描述八十年代時他目睹一宗交通意外的發生，在一個夜裡，一架巴士將一個騎單車的青年輾斃，司機企圖倉皇而逃，而車裡的中產乘客則只是埋怨回不了家。而二十年後，這些事故並沒有減少。指出這現代化社會那種對速度、效率的追求，如何在德里生根，將血肉、商品和機器納入一種獨特的都市主義。例如他引用了一篇報道，兩架巴士因為要爭生意而要鬥快停站，結果將一個騎單車的人輾斃，一名電單車手受傷，而一名乘客因為在下車時司機突然開車而受傷。

Sundaram 筆下的德里，跟中國其實差不了多遠。Sundaram 對於「盜版現代性」似乎有一種很複雜的感情，一方面他在批判全球化以及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商品化，而另一方面他又似乎在浪漫化一個無法成功西化或現代化的社會，一個以低技術對抗高資本的市場，在哀悼它所造成的悲劇之時，他好像也流露出一種同情和無耐，甚至—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一絲絲的自豪。在西方論述的壓力之下，東方的學者都在追求一種「獨特性」的本土，這種「本土」常基於東西文化的辯證（Dialectics），以本土的「獨特」來反對西方的「普遍」。但 Sundaram 並不是一個因「反殖」而視反殖為政治正確的學者，相反記得他來倫敦和他午膳的時候，他有意識地告訴我他認為後殖民主義已經玩完了。那到頭來，我們還是要放下國族、身份的眼光，以及東西辯證的前設，去問一個普遍性的問題﹕這種「本土」本身充分（Sufficient）嗎？甚至是可持續（Sustainable）嗎？這些問題當然也同樣應用於中國的「豆腐渣現代性」。

Pirate Modernity: Delhi's Media Urbanism author Ravi Sundaram publisher Routledge price ￡23.70 text許煜，二○○三年畢業於香港大學計算機工程，現為倫敦大學 Goldsmiths College 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出版作品有《互聯網罪與罰》（與劉細良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