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麽是工作之一

茶杯雜誌
P114-115 | book | By 許煜 2011-03-01

事實上近年來，我們見到愈來愈多的實習工作(Internship)，這些實習工作只有極少的車船津貼，人工則是零。實習工作的流動性最大，同時也省下不少成本，名義上固然叫教你嘢，但事實上那門子的流水式生產有那麼複雜？要一個大學畢業生花三個月的時間才學得會？

「做嘢就係咁㗎啦！」

這幾乎是每個畢業生進入市場打第一份工時因為發牢騷，會在年長的同事口中聽到的話；然後慢慢地，這些不再年輕的畢業生便向那些剛畢業的新人重複這樣的一句話。

然後再沒有人問：「咁即係點？」。它並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很明顯，它隨時代的變遷而改變，但我們都感受到一種時間所承載著的張力，例如漸漸地 OT 要啞忍、不敢主動要求加薪等等。幾年前當滙豐在香港實行彈性工作時間的時候，有一些員工向報紙反映，覺得一個星期有兩天在家工作很不適應，也有人因此決定沿用原來的工作方式。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覺得自由了，可以更彈性地安排自己的時間，如果我們不只將其視為「選擇」的多寡（好像購物一樣），而是一個新的組織及工作倫理，那我們或者可以發現一些新的東西。

工作的囚籠

社會學家桑內特（Richard Sennett）在《新資本主義文化》裡嘗試為我們解答這個過程。早期資本主義的資本集團，如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言是一個層次分明而且紀律森嚴的組織。他繼而指出在十九世紀末，這些組織都借鏡軍隊的運作，每個人都有特定的功能以及責任，這也即是韋伯所說的「鐵籠」（Iron cage）。然而與軍隊不同的是，軍隊的獎賞及升遷都是即時的，這些商業組織的獎賞都是被延後的。這些延後都是不定時的，職員一直都在等待著升遷的機會，他們知道如果做好自己的本份，可能有機會升職或加薪。而慢慢地這種等待也便成為了一種生活方式，它不單是一個鐵籠，而且在心理上來說是一個家（Psychological home）。

這種組織性同時也是一種時間管理的範式。這個範式我們可以追溯到亞當史密斯的政治經濟理論，也即是分工（Division of labour）。例如當時一個工人每天只能做幾百顆鐵釘，史密斯計算出如果我們將整個工序分拆成分幾個步驟，再分工執行，那麽每個工人幾乎可以每天生產多於四萬八千顆釘。在這個工序裡，時間是功能性的，也即是靜止的，它不屬於生命，而是計算。我們知道這個原理被亨利福特應用在工廠的流水式生產，這也是社會學家常提到的「福特主義」（Fordism）。

在上世紀，這種管理模式開始受到挑戰，這種挑戰如桑內特指出，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資本的控制由經理轉移到股東（Shareholder）共同管理；第二是股東所追求的不再是長期的盈利，而是傾向於短期的暴利；第三是通訊科技以及自動化科技的發展，使分工的模式以及命令傳達的方式出現了基本上的變化。

如果我們用桑內特自己的語言來說，那便是上述韋伯理論裡的「金字塔」變成了過時的理解，而我們進入了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所說的「液體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關於資本主義液化的過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仍然是顯學，桑內特的著作事實上來得有點晚，而且老實說沒有很獨到的見解，但他對勞工的分析卻不失精彩之處。

自由是假象

在這個「彈性資本主義」裡，時間╱勞工的觀念發生了很基本的變化。首先因為企業組織的去架構化，增加了勞工的流動性。也即是說原本那些呆在公司裡等升職的人，會失去等待的耐性，而到別的公司尋找相似的升遷；也因為勞動流動性的提高，短期勞工或臨時工的數目在不斷增加。事實上近年來，我們見到愈來愈多的實習工作（Internship），這些實習工作只有極少的車船津貼，人工則是零。實習工作的流動性最大，同時也省下不少成本，名義上固然叫「教你嘢」，但事實上那門子的流水式生產有那麽複雜？要一個大學畢業生花三個月的時間才學得會？

另外，時間也不再是量性的，而且是質性的，愈來愈多工作涉及創意。當然我們不能忘記中國大陸工廠裡的血汗勞工，更不能容忍富士康變本加厲的「福特主義」，但我們更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城市勞工的分析，就好像我們都見不到眼睛前面的眼鏡一樣。在以創意或腦力勞力為主的工作，我們不難發現勞工已不再像韋伯式「金字塔」描述的固定位置、時間──過去是每個勞工執行一個命令，現在是一隊人接受一個項目，然後整隊人要自己溝通、解決問題。這種生產模式的最佳模型當然就是 Google, 據說在 Google 辦公室裡，你甚至可以建議項目，如獲同意，那第二天就可以做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麽這種新的管理模式是一個打開「鐵籠」的過程嗎？桑內特的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只是由一個鐵籠進入了另一個鐵籠，這個新的鐵籠只是更複雜、更柔韌。而自由只是一個假象，例如它便體現在消費主義裡─「消費能力」和「自由」這兩個字的掛鈎並不是新產物，事實上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前設即便如此：經濟自由決定政治自由。

上世紀二十年代，亨利福特說顧客買他的 T系汽車是因為車子是黑色的，現在他的兒子 Edsel Ford 說生產多顏色的車子才能盈利。選擇、與眾不同是消費主義的一個動力，如弗洛依德所說的「小差異的自戀」（Narcissism of small differences）。那根據桑內特，我們怎樣才能打開這個鐵籠呢？他提出的解決方法便是工匠（Craftsmanship），甚麽是工匠？它怎樣能發揮這種功能呢？我們將在他的另一本書 The Craftsman 裡尋找答案。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publish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price ￡9.99

text許煜，二○○三年畢業於香港大學計算機工程，現為倫敦大學 Goldsmiths College 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出版作品有《互聯網罪與罰》（與劉細良合著）。

從壓抑中昇華

茶杯雜誌
P124-125 | book | By 許煜 2011-05-01

現代文明背後的精神生活

《愛慾與文明》曾經是一本影響整代人的書，作者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不但是著名的社會學家以及哲學家，而且是六十年代學生運動的理論領袖。這本書寫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寫的是弗洛依德以及馬克思，兩者在華文世界好像有點「過時」，但今天我們卻必須重提這本書。特別是在香港，社會運動在進行得越來越激烈，而關於社會運動的書寫卻過份重複而顯得沉悶。

我嘗試簡化這本書，提出兩個相關的論點。第一點是在這本書裡，馬庫色將馬克思的一些概念如「異化」和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連繫起來，從個體的精神生活看現代文明以及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馬克思的階級以及異化分析裡，我們見到的「人」並沒有很強烈的慾望，而只是一個出賣勞力換取金錢的個體。資本主義的分工按照馬克思的分析，也只是為了增強生產力而已。而馬庫色從弗洛依德入手，指出工作模式並非全是器具性，它是人類文明的延續。人類文明，以馬庫色對弗洛依德的解讀，便是對於本我（Id）壓抑的系統性演變。本我在弗洛依德的詞彙裡指的是一種原始的性慾，佛洛依德甚至這樣說「人的歷史就是壓抑的歷史」。

佛洛依德有兩條很出名的定律，一條是The Principle of Pleasure而另一條是The Principle of Reality. 我們都很自然地傾向找Pleasure,但現實的法則例如懲罰等會造成壓抑，例如男女授受不親等。我們可以想像在一個氏族裡，父親佔有了女人，而兒子的性慾便必須被壓抑。當兄弟們推翻父親的統治，他們便需要一個新的秩序。文明需要通過壓抑性（Sexuality）並從中榨取能量，「性」便被異化成其他的概念如「愛」以及道德規範。而在現代文明，這些壓抑以不同的社會「機構」（Institution）呈現，例如政府機關、學校等等。在社會的分工裡，我們可以見到「勞工」便是這樣的壓抑，而只有在休閑的時間，你才能真正的讓你的 Eros 伸展。同時，我們所言的「自由」便是在這種狹義上的自由 。八十年代，我們見到的家庭生活，便是父母外出打工，然後晚上回到家裡享受三個小時的家庭樂。到了今天，這種家庭樂已被各種各樣的娛樂所佔據，例如 Facebook.

因「壓抑」而生的產物

當我們去分析地產霸權的時候，評論者都以勞工、階級的概念分析，但甚少有人分析市民的精神生活。特別是在中國社會，「性」的壓抑以及道德化（如家庭、子女）更強烈，知識份子可以以「文化」為名來揶揄他人來釋放自己的性慾，那些每天工作至不知時日的人，如何去花費他們有限的時間？也或許是這樣子，我們才會出現「鏹水狂魔」？也許是這樣子，我們才會有那些在富士康跳樓自殺的農民工的慘劇？然而，所謂的文明進化似乎並沒有回頭的餘地，我們難道要求文明的倒退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那問題是：人類是不是這樣在壓抑之中步向滅亡？這也是馬庫色提出來的另一個重點：我們能有一個烏托邦的未來嗎？這本書寫於美國麥卡錫主義流行的時代，共產主義、 馬克思分析被視為破產，幾乎沒有人敢提出類似馬庫色這樣的問題。而事實上，根據弗洛依德的分析，沒有壓抑的昇華（Sublimation）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馬庫色怎樣去重新理解弗洛依德，為 Eros 找到一個新的出路呢？

馬庫色認為在弗洛依德的理論裡，社會關係並不完全是昇華的慾力（Libido），它也有未昇華的慾力，這兩者之間並存而且此消彼長。也即是如果我們能夠有效地介入兩者之間的關係，那我們或可以找到一種「非壓抑的昇華」？馬庫色跳過弗洛依德並嘗試從康德、席勒等唯心主義哲學家那裡找靈感，答案在美的維度（Aesthetic Dimension），因為通過藝術的感性可以找到克制理性的壓抑。如他所指出「在非壓抑的情況下，性（Sexuality）傾向於變成為 Eros。也即是說，在持續以及擴張的關係中自我昇華（包括工作），並且強化以及增強本能的滿足（Instinctual Gratification）。」據說馬庫斯後來逐漸被「進步青年」遺棄，原因就是他的「美的轉變」（Aesthetic Turn），因為這似乎無助於改變世界。但我們不要忘記馬庫色在說的也是個人的精神生活，如果個人能從自身改變，將壓抑的理性重新轉化成有生命力的 Eros,我們是不是能看到更多的改變呢？例如當有人上街示威，常常會落得破壞秩序，不夠理性的唾罵，而這種理性所維持的到底是甚麽呢？當香港的社會矛盾到達「臨界點」時，不正是一個走向「車毁人亡」的時刻嗎？如果用弗洛依德的語言來說，那是步向死亡的本性（Death Instinct）。但這種壓抑的釋放並不是娛樂或者投資藝術所能解決的，因為那只是另一種壓抑而已。而至於這個問題，在早前介紹的 Bernard Stiegler 著作—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裡，我們應該可以找到更合適的答案。

Exploit：Eros and Civilization author Herbert Marcuse publisher Routledge price ￡17.99 text許煜，二○○三年畢業於香港大學計算機工程，現為倫敦大學 Goldsmiths College 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出版作品有《互聯網罪與罰》（與劉細良合著）。

盜版現代性

茶杯雜誌
P116-117 | book | By 許煜 2011-07-01

“Sundaram 描述八十年代時他目睹一宗交通意外的發生，在一個夜裡，一架巴士將一個騎單車的青年輾斃，司機企圖倉皇而逃，而車裡的中產乘客則只是埋怨回不了家。而二十年後，這些事故並沒有減少。指出這現代化社會那種對速度、效率的追求，如何在德里生根，將血肉、商品和機器納入一種獨特的都市主義。”現代化以及現代性是兩個很有趣的關聯詞，簡單來說現代化指的是西方的科學、技術、憲政等的普及和應用，現代性指的是作為「現代」也即是十九世紀末以後所出現的文化反思，例如人與自然的關係，藝術的使命，科技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等等，這往往造成了一種美學上的經歷。在文化理論以及哲學理論，對於現在所反映的是「現代性」還是「後現化性」還有所爭執，例如德國哲學家哈巴馬斯便批評「後現代」的用法，而美國哲學家 Marshall Berman 便引用馬克思指現代性是"All that is solid melt into air"。而更有社會學家，指上述的「反思」式文化模式是「第二現代性」，而非以工具理性為核心的「第一現代性」。但這些區分很多都是現代西方社會的自我反射，但很多學者喜歡將其套到亞、非、拉，例如有指中國沒有經歷現代性，而只有現代化等。這個說法雖然有一定的道理，要不然我們也不會見到這麽多的毒食品：小女孩吃了路邊的炸雞暴斃；西瓜因為被打「漲大劑」而集體爆炸，更不要提導致結石寶寶的三聚氰胺奶粉。但它也難免輕視以及忽略了該地區所產生出來的文化面貌，例如在這本書「盜版現代性—德里的媒體都市主義」， Ravi Sundaram 便為我們勾勒了印度的—如書名所言—盜版現代性。

提起盜版，我們都相當熟悉，當年黃金、旺電、星際、先達等盜版商場是中學生以及電腦愛好者流連的勝地。生意做法層出不窮，從出售壞貨、假貨、低質貨，到即叫即燒、有壞包換。最後，由於各種原因，例如 BT 下載盛行，基本上無需要買現成的 CD；例如海關以及娛樂公司加強他們的「保護知識產權聯盟」，導致全球第一宗 BT 下載起訴案在香港發生。到底在九十年代初到新世紀初的十年裡，這些盜版活動造成甚麽文化現象呢？這在香港似乎是一個沒有被研究的問題。Sundaram 則在這書裡以印度的德里為例，並且以六十年代起至今，為我們剖析這個盜版現代性的發展以及對都市主義的影響。德里的都市化大計劃（Masterplan）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醞釀，而關鍵的事件是一九五五至五六年流行的黃疸病，迅速地在隨處可見的貧民區蔓延開去，政府不得不加速解決貧民區的問題。結果一九五九年一大批來自世界各地的建築師聚集在德里構思規劃，一九六三年德里的大計劃面世。如同時期的其他現代都市計劃，新的德里被構思成一個交通物流通行無阻的有機體，而且計劃也按照德國式的分區（Zoneing）方式，將貧民區從中心鏟起，並逼使他們向週邊遷移。

盜版發展與後遺

三十年後，這個都市化的計劃變成了怎樣呢？根據 Sundaram，科技的發展幾乎完成改變了這個計劃。 Sundaram 所說的科技指的是媒體，例如錄音帶、VCR、CD、DVD 等的發展。那些被規劃成堂皇的購物中心，慢慢地變成了電腦產品的交易場所。而那些被分割開的貧民區也變成了一個個盜版商品的樞紐中心。在這個複雜的現代化過程裡，一方面我們見到它以西方為基本模型，另一方面在獨立後也有去殖的方針，同時本土也有自己的經濟結構，例如大量的非正式經濟。但與全球城市發展共同的地方是，更加強烈的（Intensive）商品化，在德里這些商品因為複製技術的應用而劇增。這些複製品，如 Sundaram 所言，並不只是作為原品的「複製」，它們本身便像有生命的個體一樣，進入了商品的循環過程。Sundaram 也為我們揭示了這個現代化（或者現化性）的矛盾之處，一方面的無處不在的商品化；另一方面是這些盜版市場也同時地衝擊全球化的資本，首當其衝的是環球的娛樂公司。 這些盜版的小販組成了一個個的網絡，不單是印度境內，而且連接香港、新加坡等地。個人、家庭也變成了企業。 在 Sundaram 描述的市場裡，那些盜版的小販，在 CD 封面上，將作者的名字改了一個字母當成是另一個人；或者乾脆用了其他更精美的封面，他們和「市場」同步， 每有新的熱門電影，便會大量複製，所以盜版小販多多少少反映了市場的真正趨勢。而這些市場當然成為了警察及海關的目標，媒體譴責的對象，環球娛樂公司也組織了很多偵探調查盜版工場。盜版成為了一個鬥智鬥力的戰場，例如有人甚至游說警察在私家偵探進入盜版工場時將他們拘捕。Sundaram 指出在德里的媒體都市主義似乎模糊化了西方主流所區分的現代性以及後現代性。

蠶食人心的現代化

與這種矛盾相似的還見於死亡以及事故。Sundaram 還刻劃了印度的交通事故，一種現代化無法被實現，而同時造成了一個悲劇的過程。去過印度的人都會留意那裡的汽車對紅綠燈視若無睹，而且越線、爬頭等甚為常見，最甚的不是私家車，而是巴士。Sundaram 描述八十年代時他目睹一宗交通意外的發生，在一個夜裡，一架巴士將一個騎單車的青年輾斃，司機企圖倉皇而逃，而車裡的中產乘客則只是埋怨回不了家。而二十年後，這些事故並沒有減少。指出這現代化社會那種對速度、效率的追求，如何在德里生根，將血肉、商品和機器納入一種獨特的都市主義。例如他引用了一篇報道，兩架巴士因為要爭生意而要鬥快停站，結果將一個騎單車的人輾斃，一名電單車手受傷，而一名乘客因為在下車時司機突然開車而受傷。

Sundaram 筆下的德里，跟中國其實差不了多遠。Sundaram 對於「盜版現代性」似乎有一種很複雜的感情，一方面他在批判全球化以及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商品化，而另一方面他又似乎在浪漫化一個無法成功西化或現代化的社會，一個以低技術對抗高資本的市場，在哀悼它所造成的悲劇之時，他好像也流露出一種同情和無耐，甚至—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一絲絲的自豪。在西方論述的壓力之下，東方的學者都在追求一種「獨特性」的本土，這種「本土」常基於東西文化的辯證（Dialectics），以本土的「獨特」來反對西方的「普遍」。但 Sundaram 並不是一個因「反殖」而視反殖為政治正確的學者，相反記得他來倫敦和他午膳的時候，他有意識地告訴我他認為後殖民主義已經玩完了。那到頭來，我們還是要放下國族、身份的眼光，以及東西辯證的前設，去問一個普遍性的問題﹕這種「本土」本身充分（Sufficient）嗎？甚至是可持續（Sustainable）嗎？這些問題當然也同樣應用於中國的「豆腐渣現代性」。

Pirate Modernity: Delhi's Media Urbanism author Ravi Sundaram publisher Routledge price ￡23.70 text許煜，二○○三年畢業於香港大學計算機工程，現為倫敦大學 Goldsmiths College 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出版作品有《互聯網罪與罰》（與劉細良合著）。